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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拦住六岁的我说这孩子将来吃公家饭。我爹扛着锄头把他骂走了，说封建迷信骗人钱。四十年后，我在供销社办了退休手续，捧着红本本站在大门口，忽然想起那天算命先生被我爹骂走后，扭头冲我挤了挤眼睛。他说，小子，你命里带福，就是来得慢。四十年后我才明白，那“福”不只在我身上，更在我身边每一个拿命待我的人身上。

　　农历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地里的冻土还没化透。我爹周大柱蹲在自家地头，用锄头把敲了敲地面，梆梆响，硬得跟砖头似的。他“啧”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扛着锄头往回走。

　　“还能种啥？苞米呗。”我爹耷拉着眼皮，“咱这破地，种金子也长不出苗来。”

　　我爹嘴上这么说，可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眼。我正埋头喝棒子面粥，碗沿磕着门牙，吸溜吸溜的响。我爹忽然用筷子敲了敲碗边。

　　我抬起头，粥还挂在嘴角。我娘在旁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眼角挤出细细的纹。

　　“什么想通不想通的，”我爹低头扒拉碗里的咸菜，“六岁了，该认几个字了，省得将来跟他爹一样，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只知道“书包”两个字让我兴奋了半宿。那天晚上躺在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炕头的窗户纸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月光透过破洞漏进来，在地上印出一个白晃晃的圆。我盯着那个圆看，想象着书包的样子——深蓝色的？还是军绿色的？里头能装几本书？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书包是我娘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两块旧布拼的。一块是她的蓝布褂子袖子，一块是我爹穿破的劳动布裤子。她坐在煤油灯底下缝了三个晚上，针脚密密的，还在书包正面绣了两个字。她不识字，是比着隔壁李会计家孩子的书包描的。

　　书包缝好的那天，我娘把它挂在我脖子上，前后左右看了半天，然后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村里的小学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窗户是塑料布糊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呼哒呼哒响。全校就一个老师，姓赵，五十多岁，公办教师，吃商品粮的。赵老师教一到三年级，全在一块儿，一年级念拼音的时候三年级做算术，互不干扰。

　　我上学第一天，赵老师让我坐在最前排。他从讲台底下摸出一截粉笔头，在墙上刷的黑板上写了个“人”字。

　　我盯着那个“人”字看了半天，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吃商品粮是啥滋味？

　　赵老师每个月从乡里粮站领粮食，白面大米都有。有一回我在学校后院玩，看见赵老师家灶间的烟囱冒烟，那烟跟俺家烧柴火冒的黑烟不一样，白花花的，闻着还有股香味。我趴在墙头上偷偷往里看，看见赵师娘正在揉面，面板上白花花的一团，软乎乎的，跟我娘和的棒子面完全两样。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了。后来每年期末考试我都考第一，奖状贴了半面墙。可白面馒头一直没吃上——不是考不上初中，是我娘舍不得。她攒着白面，逢年过节才蒸一回，头一个总是先给我爹，第二个给我，她自己啃棒子面饼子，说吃细粮烧心。

　　有一回我趁她转身的功夫，把掰下来的半个馒头塞回她碗里。她低头看见，愣了一下，然后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不重。

　　我娘看着那半个馒头，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她没说话，可我看见她眼圈红了。

　　我那双棉鞋是前年的，脚指头把鞋头拱破了，我妈用块黑布补了又补，补丁摞着补丁，硬邦邦的。每天早上走路去学校，脚指头冻得跟猫咬似的。有一回赵老师看见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其实就是教室隔壁那间更小的土坯房，里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炉子。

　　赵老师没说话，从桌子底下摸出一双旧棉鞋，灰黑色的灯芯绒面，虽然旧但没破。

　　我犹豫了一下，脱了自己的破鞋套上去。大了点，但暖和。里头絮的棉花虽然旧了，踩上去还是软乎乎的。那一整个冬天我穿着那双鞋，脚再没冻过。

　　回家我跟我娘说了，我娘第二天让我带了一篮子鸡蛋去赵老师家。赵师娘怎么都不收，我娘硬塞下跑了。后来赵老师课上提问，第一个总叫我，不管我举不举手。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脚上那双旧棉鞋在泥地上踩得稳稳的。那些题我都会，赵老师教的东西我听一遍就记住了。他觉得我聪明，其实我只是怕——怕万一学不好，那双棉鞋就白穿了，那篮子鸡蛋就白送了，我娘在灯底下缝书包的那些晚上就白熬了。

　　地里的冻土化了，我爹扛着锄头下地翻土，我娘在院里晒被褥。阳光暖烘烘的，晒得被子上的皂角味儿往鼻子里钻。

　　我那天放学路过，看见人多，好奇心上来，挤了进去。老槐树的枝丫刚冒出嫩芽，芽尖黄绿黄绿的，风一吹轻轻颤。树底下摆着张小矮桌，漆都掉了，桌面上用粉笔画着些我看不懂的道道。桌子后头坐着个老头，穿灰布衫，头发花白，脸上褶子跟核桃似的，可那双眼睛亮，亮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这位大嫂，你命里带双喜，就是眼下有道坎。”老头掐着手指头，对一个中年妇女说。

　　那妇女一拍大腿：“准！太准了！我上个月可不刚摔了一跤！膝盖现在还肿着呢！”

　　我那时候站在人群最外层，人矮，看不见全貌，就听见一个外地口音不急不慢地说着话。人群一会儿“嚯”一声，一会儿“哎呀”一声，跟看大戏似的。

　　终于轮到我了。我手里攥着酱油瓶子——我娘让我来打酱油的，瓶口用玉米芯塞着，里头还有点底子，晃一晃能听见响。

　　老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我的头顶慢慢移到脚底，最后停在我脸上。他忽然笑了，眼角皱纹挤得更深了，可那双眼睛亮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闪。

　　老头没急着回答，又看了我两眼，然后慢悠悠地开口：“这孩子将来吃公家饭。”

　　话音刚落，人群还没反应过来，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拽。力道大，我趔趄了一下，酱油瓶子差点脱手。

　　“这位大哥，”老头站起来，不慌不忙，“我不是胡咧咧，我是看这孩子骨相——”

　　我爹嗓门大，吼得半条街都静了。老头也不恼，弯腰把桌上的东西收进一个布口袋里，那布口袋也旧，补了好几块补丁。

　　“大哥，信不信由你。”老头把布口袋往肩上一搭，路过我身边的时候低了低头，声音压得只有我能听见。

　　我爹拽着我往家走，酱油瓶子在我手里晃荡。一路上我爹骂骂咧咧的，说这些走江湖的没一个好东西，全指着蒙人骗钱过日子。

　　“啥意思也不是！”我爹脚步更快了，“你少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好好种地才是正事。”

　　我噤了声，不敢再问。可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酱油瓶子，瓶口用玉米芯塞着，我攥得紧紧的，捏得指关节都发白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耳朵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句话——“命里带福，就是来得慢”。我不懂啥叫“来得慢”，但我懂“福”字，过年时候窗户上贴的倒福，赵老师教过，说那是好日子。

　　后半夜我爬起来尿尿，路过堂屋，听见我爹跟我娘在说话。声音压得低，但我耳朵尖。

　　“你少信那个！”我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不过……那孩子要是真能读书，咱就供。”

　　我娘笑了。我贴着墙根听了一会儿，回炕上躺着，心里头踏实了。外头起了风，槐树的枝丫打在窗户上沙沙响，那声音听着像是有人在说话。

　　算命先生后来再没来过村里。有人说他往南边去了，有人说他去了更远的乡。没人知道他从哪来，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打酱油那天之后，我像是开了窍。课文读一遍就能背，算术题赵老师讲一遍我就会。三年级那年全乡统考，我考了第三名，奖状拿回来，我爹用图钉钉在堂屋正中间，旁边贴着我娘不知从哪弄来的一张年画——胖娃娃抱鲤鱼。

　　我爹坐在对面，手里端着半碗散酒，看着我狼吞虎咽，嘴角往上弯了弯，又压下去了。

　　我嘴里塞着馒头说不了话，就使劲点头。我娘在旁边给我添粥，碗里又卧了个荷包蛋。

　　那次统考成绩下来那天晚上，我爹打了半斤散酒喝到半夜。我娘说他是心里高兴才喝的，我不懂，高兴咋还喝闷酒呢？后来才明白，我爹高兴的时候从来不笑，他喝酒。

　　“儿子，咱家穷，爹没本事，你要真能读出去，那算命先生说的是真的——你命里带福。”

　　我坐在对面，看着他红着脸说着平时绝不会说的话，心里头又酸又暖。那年我十岁，头一回觉得“爹”这个字，重得像座山。

　　行李是我娘提前三天就收拾好的，翻来覆去检查了十几遍。被褥卷成筒用麻绳捆紧，枕头是用新棉花装的，枕套是碎布头拼的，花花绿绿的，我娘说晚上枕着暖和。一个帆布书包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还有一罐头瓶咸菜。

　　“到了学校别想家。”我娘站在院门口的老槐树底下，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我爹那天没送我，说地里有活走不开。可我走到村口回头看的时候，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人——我娘站着挥手，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他头低着，看不清表情，但手里的烟卷半天没动。

　　我背着重重的行李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路上碰见几辆拉砖的拖拉机，突突突地从身边开过去，扬起的土把我身上罩了一层灰。到学校的时候满头大汗，衣裳后背湿了一大片。

　　乡中学比村小大得多。两排砖瓦房，青砖红瓦，门窗刷着绿漆。操场是泥土地，踩得硬邦邦的，上面画着白灰跑道线。我站在校门口往里看，心里砰砰跳。

　　宿舍是大通铺，十二个人一间。两排木板床靠墙摆着，被子挨着被子，连个隔断都没有。我被分在最里头靠窗的位置，窗户是老式木窗，窗框上的绿漆剥落了不少，玻璃有两块是裂的，用透明胶带粘着。

　　铺好被褥那天晚上，十二个男孩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说话。过了两天才慢慢熟起来。睡我旁边的是个高个子男生，黑瘦黑瘦的，叫王建军，大我两岁——他上学晚，家里还有个弟弟，他爹让他在家多帮了两年农活。

　　“我也是走过来的。”王建军咧嘴一笑，门牙有颗缺了半边，“咱俩搭伴呗，每周五一块儿回去，周日下午一块儿来。”

　　就这么认识了。后来的三年，我跟王建军几乎形影不离。他家在王家坳，跟我家隔三道梁，顺路。

　　乡中学的伙食比家里还差。早饭是稀粥就咸菜，午饭是黑面馒头加水煮白菜，晚饭又是稀粥。每周五最后一顿饭，食堂会给加一勺菜汤——就是煮白菜的水里飘几片菜叶子，带点盐味儿。就那勺汤，十二个男生能抢起来。

　　每周日下午回学校，我娘给我装一罐头瓶咸菜。芥菜疙瘩腌的，切得细细的，拌上辣椒面和蒜末。那咸菜咸得齁嗓子，可就着它能咽下去俩黑面馒头。

　　王建军每周也带东西，他爹在乡政府上班，给他带的是肉酱——豆瓣酱炒肉末，里头还有花生碎，闻着香得人能流口水。有一回他吃的时候我闻见了，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在安静的宿舍里格外响亮。

　　我脸通红，还是没伸手。王建军把罐子往我面前一塞，直接拿了我的咸菜瓶子拧开，夹了一筷子就着馒头塞嘴里。

　　他嚼着咸菜，把肉酱罐子又往我这边推了推。我犹豫了一下，夹了一小筷子。那肉酱一入口，咸香咸香的，花生碎咯吱咯吱的，肉末虽然不多但粒粒分明。我一下子没忍住，又夹了一筷子。

　　“那咱俩换着吃！”王建军把我咸菜瓶子里剩下的小半瓶全倒他碗里了，“你那咸菜真香，我拿肉酱跟你换。”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一瓶子咸菜哪比得上一罐子肉酱？可我没说破，只是往他碗里又夹了几筷子咸菜。

　　后来三年，我俩的罐头瓶和罐子就这么换着吃。他家的肉酱我吃了半学期，我娘的咸菜他也吃了半学期。有一回他爹来看他，尝了我带的咸菜，问哪儿买的，王建军说同学家带的，他爹走的时候硬塞了五块钱给我。

　　那五块钱我攥了好久，最后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是我的第一本字典，翻到封皮都卷了边，现在还在我家书柜里搁着。

　　十月底就下了头场雪，雪不大，但风硬，刮在脸上跟刀割似的。宿舍的窗户有两块玻璃裂了，透明胶带粘不住，风从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们把被子裹得紧紧的，可脚还是冻得跟冰坨子似的。

　　那阵子我正长个子，饭量比以前大了将近一倍。每周带的干粮咸菜根本不够吃，经常周三周四就见了底，剩下两三天就着开水啃干馒头。

　　有一回周三下午最后一节课，我在教室里饿得心慌，低头趴在桌上不敢动——一动就头晕。赵老师在前面讲代数，我一个字没听进去，眼前一阵阵发白。

　　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都去食堂了，我趴在桌上没动。等教室里人都走光了，才慢慢撑起来，扶着墙往宿舍走。

　　“你这几天眼睛都绿了。”他掰开馒头递给我，“快吃，食堂发的，我多拿了一个。”

　　我接过馒头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往下咽，噎得直翻白眼。王建军赶紧把热水递过来，我灌了一大口才缓过劲来。

　　下周五，他真跟我回家了。十五里路我俩走了将近俩小时，路上他歇了三次，直喘气。到我家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娘正在灶间贴饼子，看见王建军来了，高兴得直拍手。

　　王建军嘴甜，一口一个婶子叫得我娘心花怒放。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娘说：“婶子，德福学习可好了，班里前五名。就是他那咸菜不够吃，往后每周我带肉酱跟他换，你多给他装点咸菜就行。”

　　我娘连声应着，第二天一早起来又腌了一罐子芥菜疙瘩，切得比上次还细，辣椒面也放得多。走的时候王建军背着那罐咸菜，晃晃悠悠地走在前面，我在后头跟着，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热乎乎的。

　　后来他考上中专去了省城，我考上高中去了县城，各奔东西。可那肉酱的味儿我一直记得，咸香咸香的，里头有花生碎。

　　初三那年春天，学校组织体检。乡卫生院的大夫来给全校学生量身高体重，我站上去，秤杆一下子翘到顶。

　　一米七二的身高只有一百零四斤，瘦得跟竹竿似的。我娘后来说，那会儿每次见我回家，心里就跟刀割一样——我长个子的速度赶不上家里供饭的速度。

　　可即便这样，我娘每次在我返校前，还是会往我书包里塞两个煮鸡蛋。那是她从鸡底下抠出来的，家里就三只母鸡，下的蛋攒着换油盐。她的鸡蛋都给了我，自己和我爹一年到头吃不上几个。

　　有一回周五回家，我路过村口代销店，看见收鸡蛋的老头正从我家里出来，提溜着个篮子，里头码着二十来个鸡蛋。我进门问：“娘，你卖鸡蛋了？”

　　后来我才知道，哪有什么“另外的”。她卖一篮子鸡蛋的钱，转头就给我买了鸡蛋，一来一回，等于白折腾。可她乐意，她说我正长个，不吃鸡蛋不行。

　　成绩出来那天，我爹正好在村里代销店打酒，听见店老板念广播里的名单，把酒瓶子往柜台上一搁，扭头就往家跑。跑到家门口才想起来酒没拿，又折回去拿。

　　那天晚上他又喝了半斤散酒，喝到上头的时候跟我说：“德福，你爹这辈子没啥本事，可就一件事干对了——没拦着你读书。”

　　县高中在县城东关，青砖灰瓦的老校舍，据说是民国时候建的，墙根底下的砖都让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校门口挂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清河县第一中学”，字是繁体，据说有些年头了。

　　头一回去县城，我连路都找不着。从乡里坐大巴，颠了俩小时才到县城汽车站。下了车我四下一看，满眼都是楼房，最高的有六层，看得我脖子都酸了。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学校的方向，到的时候天快黑了。

　　宿舍条件比乡中学好点，六个人一间，上下铺的铁架子床。我被分在上铺，爬上去的时候床板吱呀吱呀地响。下铺是个戴眼镜的男生，姓孙，叫孙志强，是县城本地的，他爸在县医院当大夫。

　　“哦，乡下来的。”他倒没什么瞧不起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住校还是走读？”

　　头一个星期，我又开始饿。县高中食堂的馒头是白面的，比乡中学的黑面馒头软乎多了，可菜还是那老几样——水煮白菜、凉拌萝卜丝、偶尔有一顿炒土豆片。白面馒头不经饿，吃了俩过俩小时肚子又空了。

　　我每周的生活费是十五块钱。我爹在建筑队扛水泥，一天挣四块五，刨去吃喝和家里的开销，十五块已经是他能给我的极限了。我精打细算着花：早饭一碗粥两毛钱加半个馒头一毛五，一共三毛五；午饭俩馒头四毛加一份菜两毛，六毛；晚饭一碗面条五毛。一天下来一块四毛五，一周七天十块一毛五，还能剩四块八毛五，攒起来买本子和笔。

　　就这么着过了半学期，体重从一百零四斤降到了九十八斤。一米七五的个子，九十八斤，照镜子都能看见肋骨一根根的。

　　那天是周三，下午最后一节课刚下，我收拾书包准备去食堂，就听见有人在教室门口喊：“周德福，有人找！”

　　我出去一看，我爹站在走廊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上沾着泥点子，脚上是那双黄胶鞋——底子磨穿了用内胎补的那双。他手里提溜着个布口袋，鼓鼓囊囊的。

　　“路过，顺道看看你。”他把布口袋递过来，“你娘让带的，烙的饼，还有两罐头瓶咸菜。”

　　“你骗人。”我看着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得起皮，“你肯定没吃。”

　　我拉着我爹往食堂走，他半推半就地跟着。到了食堂，我打了四两米饭一份红烧土豆，又买了俩白面馒头，花了八毛五。我把饭端到我爹面前，他看了一眼，又把碗推回来。

　　他就着那盘红烧土豆，把四两米饭和俩馒头全吃了。吃完用袖子抹了抹嘴，打了饱嗝，从口袋里摸出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头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二十块钱。

　　我追出去，他已经走到校门口了，步子很快，蓝布褂子的背影在夕阳底下拉得老长。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他出了校门，拐过街角不见了。手里的二十块钱还带着他的体温，攥着烫手。

　　后来每周我爹都会托人捎东西来——有时候是烙饼，有时候是咸菜，有时候是两条咸鱼。我娘在信里说，我爹自从那次去学校看了我，回来就念叨：“那孩子瘦得不行，得给他加点油水。”

　　于是他开始在工地上多干一份活——白天扛水泥，晚上看工地。一个月多挣三十块钱，全寄给我了。

　　那些钱我大部分都攒着，只拿出一小部分改善伙食——每周去学校门口的小店吃一碗肉丝面，两块钱，碗底沉着三四根肉丝，就着面汤喝完，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暖和了。

　　烧到三十九度，躺在宿舍床上起不来，浑身跟散了架似的。孙志强帮我请了假，又去校医室开了退烧药。药吃了也不见好，烧退了又起，反反复复折腾了快一礼拜。

　　第三天上，班主任给我家打了电话。第二天中午我爹就到了，这回他没坐大巴，是骑自行车来的——四十五里路，骑了将近三个钟头。

　　他进了宿舍，看见我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二话没说，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盖在我被子上，然后转身去水房打了盆凉水，拿毛巾蘸了敷在我额头上。

　　可他那件棉袄脱了之后，里头只穿了件单薄的秋衣，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把棉袄推回去让他穿上，他不肯，按着我让我躺好。

　　那天晚上他在我宿舍凑合了一宿——趴在我床边睡着了，头枕着胳膊，蜷成一团。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秋衣后背破了个洞，里头露出的皮肤上有一道长长的疤。那疤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是哪年干活碰的。

　　第二天我退烧了。我爹去食堂打了碗粥，一勺一勺喂我喝。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被我爹喂饭，浑身不自在，可又不敢动，怕一动眼泪就掉下来。

　　“你看你读这些年书，把人都读瘦了。”他低着头搅粥，“咱家条件不好，让你受委屈了。”

　　“你有事没事爹看得出来。”他抬起头看着我，“你要是觉得撑不住，咱就不考了，回家种地也饿不死人。”

　　我爹没再劝。他把粥碗放下，伸手在我脑门上摸了摸，跟那年算命先生做的一模一样。

　　考完最后一科出来，天正下雨。我站在考场门口的屋檐底下躲雨，看见我爹骑着自行车来了，后座上绑着把黑伞，他浑身上下淋得透湿。

　　他把伞递给我，自己淋着。我坐在后座上打着伞，可伞不够大，我使劲往他那边举，胳膊酸了也不放下来。雨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响，我爹的后背在我眼前一颠一颠的，那件破洞的秋衣贴在身上，透出里头那道长长的疤。

　　我爹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后来问我娘才知道，那是他在工地扛水泥的时候，从二楼脚手架上摔下来，被钢筋划的。缝了十七针，他歇了三天又上工去了，因为那天是月底，要给我寄生活费。

　　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公费师范生。我妈拿着那张红纸翻来覆去地看，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她不识字，就把纸凑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摸，像摸宝贝。

　　我娘哇的一声哭了。她坐在地上，把那通知书贴在胸口，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爹从外头回来，看见这场面吓了一跳，以为出了啥事，等我娘把通知书举起来给他看，他愣住了。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看见我爹哭。他蹲在门槛上，把头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抽一抽的，不出声，就是抖。我蹲在他旁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他的肩膀又硬又瘦，隔着衣服都能摸到骨头。

　　那天下午，我爹去了趟镇上，买了条烟和两瓶酒，挨家挨户给亲戚送。二姑家、三叔家、大伯家，一家一包烟一瓶酒，说我德福考上大学了，公费的，不吃家里的粮食。

　　亲戚们都夸，说大柱你养了个好儿子。我爹嘴上说“孩子自己争气”，可腰板挺得笔直，走路都带风。

　　从村里到县城坐大巴，从县城到省城坐火车，慢车，六个钟头。我爹扛着我的行李卷，那个帆布行李卷比我初中背的那个重了一倍，里头有被褥枕头换洗衣服，还有我娘塞的两罐头瓶咸菜和一包烙饼。

　　火车上人多，过道里站满了人。我爹把行李卷塞到座位底下，自己靠着椅背半站着，把座位让给了我。我说爹你坐，他说不累，站站舒服。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城镇，从平房变成楼房。我爹站在旁边，一只手撑着椅背，另一只手扶着行李卷，生怕被人碰了。

　　到了省城火车站，我爹扛着行李卷跟着人流往外走。省城火车站大，出站口有好几个，他转了半天没找着路，我拉着他问工作人员，才找到公交站。

　　公交车也挤，我爹把行李卷顶在头上，一只手拽着吊环，一只手扶着我肩膀。“爹你别扶着我了，我扶你就行。”我说。他不听，说怕我被人挤着。

　　师范学院在省城东郊，下了公交又走了半小时才到。校门口挂着横幅——“欢迎新同学”。门卫室里出来个老师模样的人，看见我爹扛着行李卷满头大汗，赶紧过来帮忙。

　　办完手续，我爹把我送到宿舍楼下。宿舍是六层楼，新刷的白墙，楼道里亮着灯。我爹抬头看了看那楼，又看了看我。

　　我攥着那二十块钱，手绢上还带着他身上的汗味儿。他说完转身就走，步子快得跟逃似的。我站在宿舍楼下看着他的背影穿过操场，白衬衫的衣摆一飘一飘的，头发在后脑勺上翘着一撮——我妈说那是“儿翘”，说长这撮头发的人有福气。

　　后来我才知道，送我回去那天，我爹在火车站候车室坐了一宿。他舍不得住店，更舍不得买卧铺票，硬是在硬板凳上靠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坐慢车回去的。到家的时候腿都坐肿了，我娘问他咋不买卧铺，他说省钱给德福留着。

　　每个月三十块补贴，加上我爹偶尔寄来的钱，凑合够花。早饭一碗粥一个馒头三毛五，午饭米饭加一份素菜五毛，晚饭面条四毛。一天下来一块二毛五，一个月三十七块五。超出的部分靠我爹寄。

　　大二那年我开始勤工俭学，在学校图书馆帮忙整理书架，一个月挣二十块钱。后来又接了两份家教，教初中语文，一小时五块，一礼拜去两次，一个月又多四十。

　　我把挣的钱攒起来，除了自己必要的开销，剩下的全寄回家。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永远写着几个字：“爹，娘，买点好吃的。”

　　我娘收到汇款单就哭，说我瘦成那样了还往家寄钱。我爹不让她取，攒了大半年的汇款单退了回来，一张没动。

　　大三那年寒假回家，我带了件羽绒服给我娘，藏蓝色的，厚实。我娘穿上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逢人就撩起衣襟给人看：“德福买的，省城买的！”羽绒服她穿了十年，后来洗得羽绒都结块了也不舍得扔，一直挂在柜子里。

　　大四那年春天，王建军从省城来学校找我。他在省城读的中专学的是会计，毕业分配在省城一家工厂当出纳。见面那天他请我吃饭，在学校旁边的小馆子点了三个菜，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

　　王建军放下杯子笑了：“你说那老头要是知道你不但吃了公家饭，还这么顾家，他得说啥？”

　　那天我们俩喝了点酒，说了很多以前的事——乡中学的大通铺，他的肉酱罐子，我的咸菜瓶子，还有那回我饿晕了他给我留的馒头。说着说着，两个三十岁不到的大老爷们儿眼圈都红了。

　　那天我穿了件白衬衫，是我娘用压箱底的布给我做的，领子浆得硬挺挺的。我骑着自行车从租的小院出发，路上碰见好几个以前教过我的老师，他们都还记得我，说德福出息了。

　　教导主任姓孙，五十来岁，戴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带我参观了教学楼、办公楼、操场，最后领我到语文教研室，里头七八张桌子拼在一起，坐着我后来的同事们。

　　“周德福，以后你就是高一语文老师了。”孙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

　　我的办公桌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桌面上的绿漆晒得发亮。我坐下来，摸了摸那张桌子，心里头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踏实感。

　　头一回上讲台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底下坐着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五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我清了清嗓子，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底下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后排有个男生长得人高马大的，歪着头看我，眼神里带着打量。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老师看着也没比我们大几岁，能教得好吗？

　　后来我用了半学期证明了自己。我讲课不照本宣科，爱讲故事，把课文跟生活里的事儿串起来讲。讲到朱自清的《背影》，我顺嘴说了我爹送我上大学的那个背影，底下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男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爹也这样，每次送我来学校，头都不回就走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我听见有学生在吸鼻子。那天之后，那个男生上我的课再也不歪着头了，坐得端端正正的。

　　我租的教师宿舍在校园后头，一间平房，十来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在墙上贴了张地图，又在桌上摆了盆绿萝——那是我娘从老家挖来让我带来的，说家里养的花儿能保平安。

　　第一个月工资到手那天，我留了八十块生活费，剩下的两百块寄回了家。汇款单附言栏照旧写着：“爹，娘，买点好吃的。”

　　我打电话到村委会，村干部说我爹跟我娘去镇上打工了。我急得不行，连夜坐车回去——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院门锁着，窗户上落了灰，院里那棵老槐树还在，可树下没人。

　　我在院门口蹲了半宿，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镇上。找了半天，才在镇东头的砖窑找到了我爹。他正弯着腰码砖坯，后背的衣裳被汗浸湿了贴在身上，那道疤又在太阳底下露出来了。

　　“回家干啥？地里的活又不多。”我娘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你刚上班，钱够花不？缺啥跟娘说。”

　　我站在砖窑门口，看着我爹又弯下腰去码砖，后背上的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他码一个砖坯直一下腰，码一个直一下，那节奏跟他在老家弯腰插秧一模一样。

　　我在学校后头租了个小院，两间瓦房，一个月租金四十。院子不大，可阳光好，冬天上午能晒满一院子。我娘住进来第二天就开始拾掇，在墙角开了巴掌大一块地，种了行葱，撒了把香菜籽。

　　“这下好了，”我娘坐在院里择菜，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天天能见着你。”

　　我爹在附近找了个看大门的活儿，一个月一百八，活儿不累，就是坐着。头个月发工资，他揣着钱回来，往桌上拍了一张红票子。

　　我把那张红票子收起来，压在枕头底下。后来每个月他都往枕头底下塞一张，有时候红票子，有时候是十块的五块的凑的。我一张没花，全攒着。

　　她是县医院的护士，比我小两岁，圆脸，大眼睛，一笑两个酒窝。头一回见面在县医院对面那家小面馆，她下班晚了，白大褂还没换，袖口上沾着碘伏的黄印子。

　　我要了碗牛肉面，她要了碗素面。面端上来，她把碗里的牛肉片一片一片夹到我碗里。

　　我看着她的碗——清汤寡水的素面，连个油花都没有——心里忽然动了一下。这动作我太熟了，我娘，我爹，王建军，都这么干过。

　　我愣了一下，她笑了，酒窝又露出来：“我看人准，你跟我爹一样，自己碗里的好东西总想给别人。”

　　后来我才知道，她爹走得早，她妈一个人拉扯她和她弟弟长大，日子过得苦。她从小就知道把好的留给弟弟，吃素面是习惯，不是客气。

　　婚礼简单，在县里一个小饭馆摆了三桌，就请了最亲近的亲戚朋友。我娘穿了件新做的红褂子，我爹难得穿了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桂芬穿着红褂子从医院宿舍出来，一路上同事撒喜糖。我娘拉着她的手左看右看，眼泪啪嗒啪嗒掉：“好姑娘，以后德福要是欺负你，你告诉娘，娘收拾他。”

　　婚房就是租的那个小院，我娘把两间屋重新刷了白，窗上贴了红双喜，又在院里那棵小石榴树上系了红布条。桂芬带来的嫁妆不多，一个皮箱几件衣裳，可她娘给打了床新棉被，厚实得盖在身上压得慌。

　　我爹在院里抽烟，抽完一根把烟摁灭了，才进屋。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俩，脸上表情有些扭捏，半天憋出一句话。

　　说完就转身回自己那屋了。我娘跟在后头，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一眼，眼里有光。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桂芬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匀匀的。我听着院里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想起那年算命先生挤眼睛的样子。

　　桂芬是在县医院生的，顺产，折腾了六个多钟头。我娘在产房外头坐不住，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嘴里念念有词的，也不知道在说啥。我爹坐在长椅另一头，表面上看挺镇定，可他手里的烟卷捏碎了都没发觉。

　　我娘一下子站起来，趴在产房门缝上往里瞅。护士抱着襁褓出来了：“恭喜，是个男孩，六斤八两。”

　　我娘伸手接过孩子，手都在抖。她低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泪吧嗒吧嗒掉在襁褓上。

　　我凑过去看，那孩子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脸通红通红的，拳头攥得紧紧的，跟他爹小时候攥酱油瓶子一个握法。

　　我爹笨手笨脚地坐下，两只手伸得僵僵的，我娘把襁褓搁在他胳膊弯里。我爹整个人都僵住了，大气不敢喘，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怀里那个小东西。

　　那孩子忽然睁了一下眼，又闭上了。就那么一下，我爹跟被雷劈了似的，整个人都软了。

　　我娘把孩子接过来，我爹那两条胳膊还保持着抱孩子的姿势，半天才慢慢放下来。我看着他红了的眼眶，别过头去没说话。

　　我娘几乎包揽了所有带孩子的活，喂奶换尿布洗澡哄睡觉，她一个人全干了。桂芬出了月子就要回去上班，我娘拍着胸脯：“你放心去，孩子有我。”

　　我爹嘴上说要上班，可每天下班回来头一件事就是洗手去看孙子。周浩在摇篮里睡觉，他就趴在摇篮边上看，一看就是半个钟头。有一回周浩拉了，我娘在灶间忙活顾不上，让我爹换尿布，他拿着尿布研究了好半天。

　　“你笨死了！”我娘从灶间跑出来，一把夺过尿布，“把腿抬起来，对，塞进去，两边掖好——这都不会？”

　　后来他学会了换尿布，还学会了冲奶粉。有一回周浩半夜哭，我爹听见了从自己屋里摸黑过来，开了灯冲奶粉，水放多了奶粉放少了，稀得跟水似的。我娘起来一看，气笑了：“大柱，你这是给孩子喝水呢？”

　　我爹不肯走，坐在旁边看着我娘冲奶粉喂孩子。周浩叼着奶嘴吸得咕咚咕咚响，我爹看着看着，忽然开口说：“桂兰，咱德福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周浩一岁多学会走路，整个院子就成了他的天下。那棵小石榴树被他拽着晃来晃去，院角那行葱被他拔了好几回，我娘也不恼，拔了就再种上。

　　我爹看大门那会儿，一个月挣一百八，每回发工资还是往我枕头底下塞红票子。有一回我发现了，拿回去还给他。

　　那张红票子我又压回枕头底下了。后来枕头底下的钱从红票子变成了一沓，我用橡皮筋扎着，搁在抽屉里，跟那本新华字典放在一起。

　　县城东边新开发了个小区，叫“幸福家园”，六层楼，顶楼最便宜。我带着桂芬去看了，两室一厅，六十多平，采光还行，就是没电梯，爬楼梯费劲。桂芬站在阳台上往外看，楼下有个小花园，种着月季和冬青。

　　房价三万多，我跟桂芬存了两年的工资，加上我爹每个月塞的红票子，凑了一万二，还差两万。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娘把她屋里那个铁皮饼干盒子抱出来了。盒子是“上海牌”奶油饼干的，上面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铁皮锈斑。她用袖子擦了擦，打开盖子。

　　“拿着。”我娘把盒子塞进我怀里，“这是给你娶媳妇攒的，后来没花上，给孙子买房正好。”

　　我打开盒子数了数，三千七百六十块。光五块的就有好几十张，票面都发毛了，不知道攒了多少年。

　　我攥着那个铁皮盒子，盒盖上的“上海牌”三个字模糊了，可摸上去还能认出轮廓。这个盒子我从小就有印象，一直放在我娘床底下，小时候我偷偷打开过，里头是几块布头和一卷毛线，后来毛线没了，换成了钱。

　　搬进新家那天，我娘在厨房忙了一整天，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炖鱼、炒鸡蛋、凉拌黄瓜，还有她最拿手的韭菜盒子。我爹在客厅转了好几圈，摸摸白墙，敲敲地砖，最后从口袋里掏出张年画，贴在了电视墙正中间——胖娃娃抱鲤鱼。

　　“吉利。”我爹往后退两步看看歪不歪，“你小时候咱家就贴这个，你娘从集上买的。”

　　我抬头看了看那张年画。胖娃娃白胖白胖的，怀里抱着条红鲤鱼，鱼鳞画得金灿灿的。跟我小时候老家炕头贴的那张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新家的饭桌上，我爹破天荒让我给他倒了杯酒。他端着杯子环顾了一圈——白墙、地砖、沙发、电视柜，还有墙上那张年画。

　　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先还贷款，剩下的算着花。桂芬精打细算，记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哪天花了几块几毛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回我看见她记账本上写“葱五毛、豆腐一块二、肉三块五”，字迹工工整整的。

　　周浩那时候上幼儿园，每天接送都是我娘。她腿脚还行，牵着周浩的手慢慢走，来回两里地，一天四趟。有一回下雨，我让她别去了，我请假去接。她说不用，披了块塑料布打着伞就出门了。

　　“没事，一会儿就干了。”她弯腰给周浩脱外套，“浩浩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

　　周浩从兜里掏出朵皱巴巴的纸红花，我娘接过来看了又看，转身贴在了冰箱门上。那朵花贴了大半年，褪色了都没撕下来。

　　钱虽然不多，可总算不那么紧了。我开始每个月给我爹娘零花钱，一人三十。我爹不要，我硬塞给他：“爹，这是给你买烟抽的，不抽就攒着。”

　　他这才收了。可我发现他攒了好几个月，又拿给我：“德福，这钱你拿去给周浩报个班，学学画画啥的。”

　　“你有是你的，这是爷爷给的。”我爹把钱放在桌上，“给孙子学本事，应该的。”

　　周浩后来真去学了画画，每周六上午去少年宫学俩小时。他画的第一幅像样的画是棵老槐树，树底下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我娘看了半天，问：“浩浩，这画的是谁？”

　　“这是爷爷和奶奶呀！”周浩指着画上的人，“这个是爷爷在抽烟，这个是奶奶在择菜。”

　　膝盖肿得老高，下不了床。桂芬每天下班回来先给她热敷、按摩，再熬中药。中药味儿苦，满屋子都是，周浩捂着鼻子说难闻，桂芬说：“不许说难闻，那是给奶奶治病的。”

　　我娘靠在床头，看着桂芬在屋里忙前忙后——端水拿药熬汤，又给周浩辅导作业——忽然眼眶红了。

　　“娘，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可生气了。”桂芬把药碗递到她嘴边，“我跟德福的日子好着呢，上有老下有小，这是福气。”

　　我爹那时候七十多了，看大门的活早不干了，整天在家待着。他闲不住，在阳台上用泡沫箱子种了几棵小葱和几棵辣椒，每天浇水松土，忙得不亦乐乎。周浩放学回来就趴在阳台栏杆上看，爷孙俩一个浇水一个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半钟头。

　　那个泡沫箱子里的辣椒后来结了不少，红彤彤的挂了一串。我爹真给周浩炒了辣椒鸡蛋，自己不吃，光看着周浩吃。

　　周浩笑得趴在桌上起不来，我娘在厨房听见了也笑，桂芬端着菜出来，笑得菜盘子都端不稳。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家子，心里头忽然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我懂我懂，”我爹靠在床头，“你说德福小时候要是也会说外国话，算命先生是不是得说他是出国的命？”

　　我娘拿鞋底拍了他一下，两个人在灯底下笑作一团。那盏台灯是桂芬买的，节能灯，白光，比我娘当年用的煤油灯亮多了。可光影里的那两个人，跟四十年前炕头上的那两个人，好像没什么分别。

　　他咳嗽了好几个月，一直当是普通感冒，吃药也不见好。桂芬觉得不对，硬拉着他去医院拍了片子，结果出来，肺气肿，中度，还有肺大疱。

　　桂芬托人买了台制氧机，搁在床头。我爹每天早晚各吸半小时氧，戴着透明的塑料管子，靠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来他适应了，每天到点就自己开机戴上，靠在床头闭着眼，像在打盹。我娘坐在旁边陪着，手里还在纳鞋底，眼睛花的厉害，针脚越来越歪了。

　　“没事，纳习惯了，”她眯着眼穿针，“给你爹纳双软底的，他脚肿了穿硬鞋疼。”

　　我爹的脚确实肿了，肺气肿后期脚踝浮肿，穿鞋都费劲。我娘给他做了一双软底布鞋，鞋面是棉布的，厚实软和，脚肿了也能塞进去。

　　那几年药费不便宜，一个月光药就三四百。桂芬每次都把药盒上的价签撕掉，骗他说是医保报销的，不花钱。我爹半信半疑，有一回半夜咳嗽起来，看见桂芬在客厅灯底下数钱，他第二天把我叫到跟前。

　　“我说真的，爹这辈子值了。”他靠在床头，脸色蜡黄，可眼神挺亮，“你出息了，成家了，孙子也有了，我闭眼也闭得踏实。”

　　我爹点点头，不再说这话。可后来我发现他开始偷偷攒东西——把柜子里那件新棉袄拿出来，叠好了放在枕头边；把存折翻出来，搁在抽屉最上层；还把周浩画的那幅老槐树的画从墙上取下来，卷好了塞给我娘。

　　那天下着小雪，我接到桂芬电话就往医院跑。病房里我爹戴着氧气管，人瘦了一大圈，颧骨都突出来了。看见我来，他抬手招了招。

　　他又喘了一阵，忽然伸手在枕头底下摸了摸，摸出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头是二十块钱，皱巴巴的。

　　我攥着那张二十块钱，眼泪掉在他手背上。他的手干枯得像树皮，手背上青筋凸着，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干净的泥灰——那是他一辈子的印子。

　　那天晚上他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跟四十多年前那个扛着锄头蹲在门槛上的年轻人不一样了，软了，散了。

　　我爹在村里住了大半辈子，人缘好，谁家修房盖屋他都去帮忙，谁家有个急事他都搭把手。棺材抬出门那天，街坊邻居站了两排，都抹眼睛。

　　我走在棺材前头捧着遗像，相框里是我爹前几年过寿时拍的，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嘴角微微翘着，难得有一张笑着的照片。

　　我娘站在院门口，怀里抱着周浩，没哭。她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跟那年送我上初中时一模一样。

　　她人还在，精气神却像是跟着我爹走了大半。以前她每天忙里忙外的，择菜做饭扫院子纳鞋底，手脚不停。那之后她开始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手里还拿着没纳完的鞋底，针插在上面，一动不动。

　　那天早上她起不来床，半边身子动不了，说话含含糊糊的。桂芬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呜呜地开到医院，CT一做——脑梗，面积不大，但位置关键，右半边身子不太灵便了。

　　住了半个月院，回来的时候是坐轮椅的。她右手抬不起来，右腿拖在地上使不上劲，说话也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桂芬辞了医院的工作。我不同意，说请个护工就行。桂芬说：“请护工哪有自己人放心？”她把白大褂叠好收进柜子里，转身系上围裙就进了厨房。

　　我娘坐在轮椅上，歪着头看桂芬在灶间忙活，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好……好闺女……”

　　我娘点点头，那只能动的手慢慢抬起来，朝桂芬招了招。桂芬走过去蹲下，我娘用那只还能动的手摸了摸她的脸，粗糙的手指头在桂芬脸颊上蹭了蹭。

　　周浩那会儿上初中，住校，每周五晚上回来。头一个周末回家，他看见奶奶坐在轮椅上，整个人愣在门口。

　　周浩鞋都没换就跑过去，趴在我娘膝盖上。他比三年前高了一大截，一米六几的个子，蹲在那儿像个小大人。我娘用那只能动的手摸他的头，手指头颤颤巍巍的。

　　周浩趴在她膝盖上，肩膀一动一动的，没哭出声。我娘的手停在他头顶上，就那么放着，像一座塌了半边的山还是想替孙子挡挡风。

　　后来每个周末回来，周浩都先陪奶奶坐一会儿，给她捏捏腿——医生说需要按摩防止肌肉萎缩。他蹲在轮椅前头，两只手从我娘的小腿一直捏到大腿，轻重适中，比我捏得好多了。

　　早上六点，桂芬起来做早饭，小米粥煮得稠稠的，配一小碟咸菜。她先把粥端到我娘面前，一勺一勺喂完，自己才吃。七点我出门上班，桂芬在家收拾、洗衣服、给我娘擦身子、做康复训练。中午简单吃点，下午继续。晚上我回来接班，桂芬才能歇口气。

　　我娘以前一辈子伺候人，到老了被人伺候，她心里过意不去。有一回桂芬给她擦身子的时候，她忽然哭了。

　　“娘你又来了。”桂芬把毛巾放进盆里，拧干了给她擦手，“你以前伺候德福，伺候大柱爹，伺候周浩，现在轮到我们伺候你了，应该的。”

　　“谁说的？”桂芬从抽屉里拿出那双没纳完的鞋底，“你还能纳鞋底呢，等你手好一点，再纳两双，给德福上班穿。”

　　我娘低头看着那双鞋底，针还插在上面，线头垂着。她慢慢抬起那只还能动的手，摸了摸那歪歪扭扭的针脚，没说话，可嘴角弯了一下。

　　后来她的右手恢复了一些，抬不太高，但能慢慢动一动了。桂芬给她找了块旧布，让她学着叠，一叠就是一下午。她叠得整整齐齐的，叠好了又拆开再叠，嘴里念念有词的。

　　“咋会考不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比你爹当年强多了。你爹都能考上，你怕啥？”

　　后来他没考全县第二，但分数够了省城工业大学的线。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娘坐在轮椅上，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她其实已经看不清字了，眼睛花得厉害，就是反复摩挲着纸面，像是摸上面盖的章。

　　“奶奶，我考上大学了！”周浩蹲在她面前，把通知书展开给她看，“省城的，学计算机。”

　　她伸手摸了摸周浩的脸，手指头颤巍巍的。周浩把脸凑过去让她的手够着，她摸了一会儿，忽然转头看我。

　　我娘点点头，把通知书贴在胸口，靠着轮椅闭上了眼。那天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头发已经很稀了，头皮隐约可见。我蹲在她面前看着她打盹的样子，呼吸轻轻的，嘴角微微翘着。

　　以前他在家的时候，屋里总是热闹的。他写作业哼哼歌，看球赛大呼小叫，跟他奶奶聊天扯着嗓子喊——“奶奶！我跟你说！”

　　她就掰着手指数日子，从周一开始数，数到周五下午，听见门响就抬头往门口看，嘴里念叨着：“浩……浩回来了……”

　　周浩每个周末都回来，有时候坐大巴，有时候跟同学拼车。不管多晚，他进门头一件事就是去推奶奶的轮椅，推到阳台上晒太阳。

　　祖孙俩就那么在阳台上待着，一个坐着轮椅打盹，一个搬个小凳在旁边看手机，偶尔抬头看看天，看看楼下花园里的月季。

　　二〇二〇年疫情的时候，周浩在家上了大半年的网课。那是自他上初中以来，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段日子。

　　那半年我娘的精神明显好了不少，天天能看见孙子，她心里头踏实。每天周浩在房间上网课，她就让桂芬把轮椅推到周浩房间门口，隔着门坐着。也不进去打扰，就那么坐着，听见里头传来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她就安安心心的。

　　县一中给我开了个欢送会，会议室里拉了横幅，摆了一圈水果和瓜子。老校长——孙主任退休后接任的，姓李——给我颁了块匾，上面写着“桃李满天下”几个字。

　　我站在台上讲了话，说：“我在县一中教了二十五年书，送走了十几届学生，现在轮到我自己毕业了。”

　　散会之后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办公室、教室、操场、食堂，每一处都熟得不能再熟了。那棵老梧桐树还在，比我刚来的时候粗了一圈，树冠遮了大半个操场角。

　　“回家。”我坐上后座，把匾横着搁在腿上，伸手扶住桂芬的腰。她的腰还是那么细，隔着毛衣能摸到骨头。

　　电动车慢悠悠地穿过县城的大街，街边的梧桐叶子黄了，风一吹往下掉。桂芬在前面骑着，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有几根白的。

　　回到家一开门，我娘果然在客厅里坐着。她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那双纳了一半的鞋底——眼睛实在不行了，穿针都费劲，可还是不肯撂下手里的活。

　　那天晚上桂芬做了一桌子菜，算是给我庆祝退休。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鸡蛋汤，还有一碟韭菜盒子，是我娘当年的手艺，桂芬跟她学的。

　　我娘坐在餐桌前，桂芬夹了块红烧肉放进她碗里，她低头看了看，慢慢夹起来放进嘴里嚼。

　　桂芬坐在旁边，靠着椅背，抬头看天。那天的晚霞特别好看，橘红色的铺了大半边天。

　　我想了想，低头看了看屋里——我娘靠在沙发上打盹，桂芬的针线筐搁在茶几上，那双纳了一半的鞋底露着歪歪扭扭的针脚。鞋柜上头摆着我爹的遗像，黑白照片里的他嘴角翘着，难得地笑着。

　　阳台上起了风，楼下的梧桐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想起那年春天，村口老槐树底下，那个穿灰布衫的老头冲我挤眼睛。

　　我爹、我娘、桂芬、周浩——这些人一个一个走进我的命里，拿命待我，拿一生陪我。那年算命先生看见的“福”，恐怕不是我的公家饭，而是这些拿命待我的人。

　　周浩趴在他奶奶膝头捏腿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门口看着，心里知道这画面能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