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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欣是周口扶沟人！但是，许多周口人并不熟悉他，更不知道他曾是我国著名记者、著作家，并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所写的上千篇新闻报道、通讯特写和十几部著作，以浓烈的感情歌颂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记录了中国革命历史前进的脚印。抗战时期，周恩来曾对他的作品给予较高评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追寻这位周口老乡的艰辛历程、研读他的战地雄文，从中感悟人间正道、信仰之光。

　　穆欣原名杜蓬莱， 1920年7月出生于扶沟县练寺下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偏僻的扶沟小城掀起了“日货”运动，日本侵略激起穆欣的愤怒和思索。之后，他进入吉鸿昌创办的吕潭中学读书。1934年，吉鸿昌将军惨遭杀害。噩耗传到学校，穆欣与同学们无比哀痛。大家都很清楚，吉鸿昌是为抗日而死的。1935年，穆欣初中毕业后失学，到开封流浪，寻找出路。他住在最便宜的小客店里，整天到省立图书馆自学。时值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目睹开封学生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热情高涨，流下激动的泪水，浑然忘记了自己流浪者的身份。

　　1936年1月， 穆欣考入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来到学校，他欣喜地发现这里有个文艺团体——新垦文艺社，成员二三十人，主要是进步师生。穆欣到校不久就加入了新垦文艺社，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春天， 穆欣牵头在漯河出版的《警钟日报》副刊上创办了《向实》周刊，7月又在开封出版《海星》杂志。刊物的印刷费用全靠师生们自掏腰包，大家心甘情愿，只为拥有一块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海星》刊发的文章，除了呼吁抗日救亡外，还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仅出版两期就被反动当局取缔了。

　　穆欣心中的“梁山”在哪里？他早就与因失学、失业而被迫在北平过着流浪生活的朋友取得联系，准备到这个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去，继续图书馆自学生活。但从家乡赶到开封时方知，在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下，北平已经留不住热血沸腾的青年了。他相识的几位青年朋友，跟随许多在校学生已离开北平，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了当时的抗战前线太原。开封有几位青年朋友正准备前往太原，穆欣临时改变“航向”，决定与他们结伴同行。 同行的9人“命运相似”，在校时都是反动当局特别注意的学生，他们戏称自己是“逼上梁山”的好汉。

　　为什么要到太原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由我党主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如火如荼地展开。太原成为延安之外又一个进步青年汇聚的地方。穆欣一到太原，就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在这里，他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为告别过去的“杜蓬莱”，也为了保护家人不受牵连，他从字典中选取“莫珣”二字为名，并取其谐音“穆欣”作为笔名。此后他常用笔名，知其本名者反而不多。经过几个月的训练，1937年5月，穆欣被派往太谷县军士教练团第一团从事政治工作。

　　1937年7月1日，党组织批准了穆欣的入党申请。那一刻，他内心的喜悦难以形容。9月，穆欣被推举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前往太原开会。这次大会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的演讲。当时，周恩来受党中央和重托，来到山西就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等问题，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周恩来演讲的地点在一个学校的礼堂，这里平时最多容纳1500人，这天却来了4000多人，礼堂和院子里被挤得水泄不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周恩来开始演讲，内容涉及抗战能否取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年，刚满十七岁的穆欣才入党不久，山西党组织尚处于秘密活动时期。能亲耳聆听周恩来的演讲，他激动不已——那是他第一次当面听党的领导人作报告。那天的场景，他铭记一辈子：周恩来整整讲了三个钟头，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虽未用扩音器，却字字入耳，不仅响彻礼堂，连院子中也清晰可闻。这次报告影响很大，在场的都十分信服周恩来讲述的道理和主张，穆欣更是深受鼓舞。他哪能料到，在以后的岁月里，自己能有幸多次直接得到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

　　战事紧张，为什么还要办报纸？原来，自2月日军从太原南下后，连续数月第六区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真实消息难以获取。尽管各地小报不少，但消息来源几乎全是“道听途说”，真假难辨，令人头痛，比没有报纸还糟糕。同时，日军的反动宣传异常活跃，到处散发报刊和宣传品，进行奴化教育，蛊惑人心。外部世界情况如何？战争形势怎样？为在文化战场上与敌人斗争，我党迫切需要创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传播真实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敌后抗日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需要向全国同胞宣传。

　　为什么选中穆欣办报？这是党组织不断观察与考验的结果。穆欣虽未受过新闻科班训练，却热爱写作。到太原后，他曾给上海、开封等地的报刊写过“豆腐块”文章，尝试报道山西抗日救亡的情况。在领导的决死队当教导员时，他办过反映连队生活的油印小报《突击》。这些经历，与他同睡一炕的张衡宇都了如指掌。张衡宇名义上是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实为我党在专员公署的负责人。自从穆欣来到这里，两人同住一室，无话不谈。张衡宇鼓励穆欣办好报纸，穆欣满口答应，跃跃欲试。

　　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穆欣从张衡宇身上看到希望。张衡宇过去是教书的，因为革命被关了四年，1937年8月才出狱，对抗日政权的建设经验自然也是缺乏的，但毫无所惧地接受了党交付的重担，担负起领导全区政权工作的责任。张衡宇通过区党委从延安要来不少苏区政权工作的经验总结材料，包括苏区中小学校用的教科书，全都锁在衣柜里。到了夜晚，把房门一关，他便打开柜子，珍重地翻阅这些文件。他态度严肃，阅读认真，给穆欣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认真思考，穆欣决定单枪匹马把报纸先办起来，以后再设法调人、建机构、“铺摊子”。1938年6月7日，《战斗周报》在汾西县暖泉头村创刊。编辑工作由穆欣独自承担，另请一位每天用借来的一台旧收音机抄收广播电台播放的“纪录新闻”，誊清后送来编发。后来收音机坏了，需跑十几里路到外单位抄收。本区的新闻和短评小文章，都由穆欣撰写。一张报纸，从头到尾，每个字皆出自穆欣之手。印刷由专员公署文书股代印，发行则由专员公署交通员不定期送往各县。

　　战火中诞生的这份报纸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带给穆欣更多自信。以笔为枪，他继续高唱“战斗之歌”。在办好《战斗三日报》的同时，他创办了《战斗》半月刊，刊载较长的稿件。为同大后方的报刊和通讯社联系，他成立战斗通讯社，组织撰写反映吕梁山区抗日斗争的报道文章，不定期印发油印的《战斗通讯》。他还以战斗通讯社名义出版了“战斗小丛书”“战斗小文库”和“战斗工作丛刊”。1939年夏，他又推出《战斗壁报》，每周一期，专在敌占区散发。随着与陕甘宁边区及大后方邮政联系的建立，战斗通讯社于1939年年初设立“书报服务部”，专为各地读者代购、代订延安和大后方出版的书报刊物。几个月间，经售、代购各种书刊5000多册。

　　抗战初期的吕梁山区消息闭塞，这反而为《战斗三日报》提供了有利的成长环境——人们渴望外界新闻，对穆欣主办的报纸偏爱有加。穆欣头脑清醒，他想了解吕梁山外的世界，想看看外面的报纸，把自己的报纸办得更有力量。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1938年3月，范长江等新闻界人士在汉口成立“青记”。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青记”成为团结抗战进步记者的中心，在各地设立分会，并出版《新闻记者》月刊。

　　晋西北黄河两岸的农村，一出门就是山。冬季，黄土高原的西北风扑面而来，河面结冰。执行转移任务的工作人员行走于冰上，常常因脚下打滑而摔倒。有时冰层突然裂开，人掉进水中，双脚冻得麻木，不少人手脚生了冻疮。到了河对岸，没有煤炭木炭取暖，只得七八个人挤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没有桌凳，墨水冻结，只得趴在老乡的炕头写稿编报。稿纸是用麦秆和马兰草制造的土纸印制，红蓝墨水则是用自购的染布颜料（当时称为“洋红”“洋绿”）配制。有人偶然得到一支部队缴获的破钢笔或一个不起眼的小笔记本，都会高兴半天。贫困、饥饿加劳累，使许多身弱的染病。由于日军和的双重封锁，缺医少药的局面长期未能改变，重病不治身亡的情况经常发生。《抗战日报》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总编辑赵石宾，就因积劳成疾，得不到有效医疗不幸离世，年仅28岁。穆欣含泪写下《忠诚的新闻战士》一文，抒发向烈士学习、献身党的新闻事业的心愿。

　　作为党的新闻战士，大家在残酷战争和艰苦生活中挺了过来，变得更加坚强。身为采访部主任，穆欣带领记者深入前线和基层，随军采访，往往黄昏时分开始行军，途中无法吃饭休息，黎明到达宿营地后，又必须即刻采访写稿。在游击区采访，与敌人遭遇时，他们或参加战斗，或巧妙躲过敌人，然后继续进行采访。采访完毕返回驻地，他们顾不上休息，有的装好手摇马达和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有的修改稿件，有的撰写评论文章，一片繁忙。记者一手持枪，一手拿笔，本身就是人民军队的一员，和战士们并肩冲锋陷阵、倾洒血汗，不少记者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