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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建立的重要革命根据地，其形成和发展均与边疆社会存在密切关联。地方社会长期失序、下层民众生计艰难、族群关系错综复杂，成为左右江革命的发生动力，革命思潮的传入、乡村精英的引领则使左右江革命逐渐展开，并在的领导下走向高潮。然而，地方势力为维护和扩张其固有权力，配合桂系军阀对红色政权进行“围剿”，对根据地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成为左右江革命的重要制约。
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史与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日益提倡将革命置于区域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分析和解读，探求苏区革命与地域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学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研究”。[1]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建立的重要革命根据地，其形成和发展均与边疆社会存在密切关联。目前，学界关于左右江革命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2]但主要以传统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模式与叙事方式为主，对左右江革命进程与边疆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3]仍有待深入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区域社会史与革命史相结合的视角，从地方秩序、族群生态、革命思潮、精英活动、权力博弈等方面对左右江革命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尝试分析其发生的内在动力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道光、咸丰年间，广西会党起义、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地方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左右江地区即是会党活动的主要地区，影响较大者包括新宁州吴凌云、上林县李锦贵、宾州宋扶杆、永淳县李文彩等几支势力。[4]同时，“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居民亦贼，到处裹胁，转徙无定，乘虚窜扰，击散复聚”。不少地方势力“始为团，终为贼；阳名为团，阴实为贼。官兵强则附，官兵弱，贼跋扈，不听征调，其所为有甚于贼者”。自道光二十七年起，“南、太、泗、镇四府，道路阻隔者，将及十年”。[5]从1895年到1905年，广西经历了一场以游勇为核心，以会党为组织纽带的大规模动乱，1899年后左右江地区成为动乱中心，造反势力蜂起，帮股盈百。[6]面对乱局，光绪二十八年清王朝谕令地方官员“整顿保甲，辅以团练”，以期将匪患“早日廓清，勿任蔓延”。[7]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亦认为“非由地方绅民实行团练，不足以靖盗源”,遂晓谕各地兴办团练。[8]此举虽有成效，但官吏团绅亦不乏与“匪”沾亲带故或利益相关者，例如“西隆州地方官绅，任听匪队入城，纳资取和”，黔桂毗连区“贼与官民日久相习”。[9]因此，广西逐渐呈现“民匪不分”“兵匪不分”的乱局。桂霖即称，广西“与滇、黔接壤各地，几无人不匪”。[10]岑春煊亦称广西为“全匪世界”。[11]至光绪三十一年地方动乱才基本平定，正月岑春煊奏称“广西大致肃清”，[12]九月再奏“全省股匪一律肃清”。[13]然而，许多武装势力并未被彻底清剿，只是暂时隐匿，此后左右江小规模匪患仍时有发生。
民国初年，广西由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旧桂系先后参与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致力于向省外扩张，省内尚属安定。[14]20世纪20年代广西再次陷入动乱。1921年6月，孙中山发动“援桂讨陆”战争，瓦解了旧桂系政权，7月28日马君武出任省长，重组广西省政府，但次年粤军陆续撤离广西，陆荣廷旧部则重新纠合，马君武政府很快倒台，广西形成权力“真空”。此后，旧桂系残余势力以及各地土豪劣绅、土匪恶霸蜂拥而起，打着“自治军”的旗帜，抢占地盘，自立为王，“假自治之名，行盗贼之实”，百姓苦不堪言。[15]他们甚至为了自身利益，向地方政府发难，例如“严高廪、农福善为上金著匪，1923年，率其党羽伪称自治军”，向太平州地方政府筹借军饷。[16]各地豪绅地主也纷纷建立“帮口”，称霸一方，可谓“司令满街走，统领多过狗”，“村村见白旗，处处闻抢声”。[17]混乱局面持续了5年之久。1925年，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
除地方动乱外，晚清至民初左右江地区还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吸食、赌博、盗窃成风。清末，时人即指出“粤人好赌，因赌而失业，失业则去为盗”。[18]1912年与1921年，政府曾发布禁赌令，“有些微的效力，但不旋踵，开赌者如故，赌博者亦如故”。[19]针对吸烟问题，民国初年广西虽行禁止，但“所获私运烟土指不胜屈”。[20]民国中期，“广西最大的商业便是转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之初，“群众对于烟嗜好，还很深很普遍”。[21]民国时期桂西地方志对于吸烟、赌博、盗窃等社会问题亦多有提及。民国《崇善县志》记：“鸩毒之媒也，赌博者盗贼之源也，不沾染者固多，肯趋向者亦复不少。”[22]民国《雷平县志》记：“赌博之害自厉禁以来，以成绩而论，在城市墟街现已绝迹，但偏僻村屯秘密之赌时有所闻。”[23]民国《隆安县志》记：“嗜者日渐减少，赌博亦奉令严禁”，“而偷窃尚多，亦社会之一大缺陷”。[24]自光绪中叶始，龙州出现“偷青”之习，即每年正月十五日，“男女老少联群结队，俟更深人静，越围度圃，偷取蔬菜”，“初仅妇女小孩，不过略掇些少而已”，至民国时期“不论男女老少，不待更深饭后”即行偷青，且“势同劫夺，各围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25]隆安县“婚嫁初尚俭约，后则踵事增华，聘金有一百元，犹且增加不已”。民国中期，“富家子弟每置一妾，聘金动辄数百，害得贫家所定之妻，纷纷离异，有钱者可娶四五妾，无钱者终身不得娶一妻”。[26]上思县亦有类似现象，民国《上思县志》载：“婚礼，从前聘金十元十二元为止，将迎娶时，送女家礼猪或百斤，或五十斤……今则逐渐增至百余元，猪则加一二倍，皆惟女家之命是听，如此则贫家难以婚娶。”[27]一系列社会问题之于左右江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乱，成为左右江革命爆发的重要根源。
左右江地区自古即是多民族聚居区，历代王朝主要采取“羁縻政策”，任用土著首领进行统治，元代正式确立土司制度，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世袭土官权倾一方，对治下百姓享有生杀大权。清代曾任镇安知府的赵翼即言：“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28]同时，土司还垄断本地文化资源，极力限制“土民”参加科举的资格，阻止其身份地位的提升。[29]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后，末代土司和官族的日子固然尴尬，但旧有政治影响与经济特权仍然存在。[30]
土官李绍是太平州的土皇帝，他残酷剥削和压榨百姓，先后强娶九个老婆，占有房屋一百多间，猪牛满栏，谷米满仓，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平民百姓操有生杀之权。[31]改土归流后，土司为维护其传统权威，往往与官吏、军阀互相勾结。东兰县在清代即是土州，土官拥有无上权威，民国时期开始实行县、团、保、甲制，土官摇身一变，成为豪绅地主，继续保持旧有特权，县知事与团总往往由其家族担任，他们同本县军阀刘日福、黄琪等相互串通，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正因如此，东兰县在韦拔群的带领下最先点燃革命的火炬，成为广西农动的先锋。[32]凤山县亦是左右江革命的核心地区，有革命者回答了“为什么凤山革命这样坚决”，他说：
清末民国时期，左右江下层民众间同样存在一定的族类界限与利益纠葛。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调查报告指出，东兰县那烈乡汉、壮、瑶杂居，其自称与他称各不相同。壮人自称“布满”，意即“村人”，称瑶人“布由”，意即“在山上的瑶人”；瑶人自称“仲楼”，意即“我们这批人”，称汉人“布滚”，意即“外来的人”；汉人自称“后汉人”，称壮人“前人”，意即壮人先于他们来到此地。壮人中的富豪往往压迫瑶汉民众，旧时一切夫役征标，如挑担、拾轿、埋葬等，都征瑶民负担，瑶民历来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汉人也被视为李定国部下的后裔，被冠以“叛民”之称，不准应试科举。[34]民国年间，百色县龙川乡“壮、汉、瑶之间相互歧视，加上反动统治者推行压迫政策，挑拨族群关系，使民族间有隔阂”。瑶人来往壮人村屯，即使口渴饥饿，壮人也不给其喝水吃饭，更不让其在家投宿，两族民众在路上见面亦不打招呼，有时壮人的牛吃了瑶人的农作物，不但不赔偿，反而要拿瑶人的东西，许多瑶人在山上的生产条件差，也不能下平地开荒，两族互相猜疑，互称“瑶佬”“土佬”。[35]西林县岑氏土司为了稳固其统治，对族群关系加以挑拨，称瑶人“猺子”“独眼狼”，称苗人“太猛”(壮语意为混账)、“猫心狗肺”，称汉人“山尖子”，并宣称汉人野蛮、不讲理，称苗瑶“脏”“不像人”，而壮人则文明、智慧，由此使壮人歧视其他族类。若壮人欲与汉人通婚，地主亦会加以阻止。[36]可见，民国时期左右江地区存在族类界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各民族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才逐步形成。
正因如此，民国初年，凌云、凤山一带生计艰难的瑶人便开始奋起反抗。1914年，凤山恒里村民众提出“免捐税，复土例，公推拉灰村瑶民邓卜才为首”，被时人称为“瑶党”。1919年夏5月，凤山设县，但各项税捐却比土司时代明显加重，是年冬瑶党“于县城对面距二里许之那十村”，“开全党大会，仍拥邓卜才为首，登台观光，仍以抗屠捐，免清赋，废学堂，复土官为口号”。[37]其结盟活动亦被称为“合团”，即诸人当众宣誓，拿大盆装酒，杀鸡拌饮，喝时点香，用刀切断，并立誓，若有反对者照鸡入土，照香而断。1926年，这批以瑶人为主的武装力量，在黄大权、陈伯民等人的动员下参与到革命之中。[38]
土客界限是下层民众间重要的身份区隔。广西土客冲突由来已久，乾隆、嘉庆之际，广西土客关系逐步恶化，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则是双方争斗最为激烈的时期。[39]清末即有论者道，广西“南部者广东人为多，在北部者湖南人为多”，“其杂风俗互异，操音不一，强弱相凌，土客相欺，日寻干戈，无有已时”。[40]民国时期，左右江地区的土客界限依然存在。龙州是左江革命的核心地区，金龙峒自“光绪十三年，中法勘界始入中国版图”。[41]此前无汉人居住，仅有傣人与侬人，划归中国后，汉人逐渐迁来，一部分是中法战争时留守的官员士兵，一部分是由龙津、博白、陆川、广东等地迁来的商人。汉人自称“客人”，强调与当地民众不同，他们不用纳粮出伏，在政治上具有特殊地位，以“官人”或“上等人”自居，认为纳粮出佚是“土人”的事，不是“客人”的事。[42]东兰县是右江革命的核心地区，陈协五在分析东兰农民状况时写道：
面对世袭土司与地方豪强的压迫，下层民众并不甘于忍受，但往往因缺乏杰出精英的组织与引领，始终无法对旧有秩序形成有力冲击。例如，南丹县月里乡陈姓是当地人口较多的一支壮人，世属哨目统治，饱受压迫剥削，屡想奋起反抗，但找不到适应广大民众的事由，作为统一意志的号召，只能长期隐忍不发。[44]龙州市工人面对不平等生活待遇，同样无人敢于抗争，时人认为原因在于其“本身知识幼稚，缺乏团结力”，且未得到援助和指导，因此改良其生活首先要“开诚布公切切实实地来指导他们，保护他们”，“时常从旁来援助他们”。[45]1927年《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亦指出，尽管广西农民存在诸多痛苦，但“没有觉悟组织起来”。[46]部分民众虽积极抗争，但缺乏精英引领，没有明确方向，最终难成气候。例如，民国初年爆发的陶保起义最初的确以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为目标，且历时8年，影响一时，但其后受到统治者挑唆以及自身局限性的限制，起义转逐渐化为“苗彝械斗”，以失败而告终。[47]20世纪20年代，乡村精英的组织、引领对左右江农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其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在孙中山、黄兴等政治家的影响下，民主革命思潮逐渐传入广西，革命党人创办的一系列进步报刊，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广西快速传播。[48]一大批左右江精英正是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立志投身革命。韦拔群，1894年生于东兰县那烈乡，是引领右江农运的杰出精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给少年时代的韦拔群带来了极大震动，十四五岁的他即发誓要将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官僚、地主豪绅打倒。1911年，韦拔群考入宜山庆远镇中学堂就读，并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书籍，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49]黄治峰，1891年生于奉议县，是推动奉议县农运发展的精英代表。他于1909年考入泗色镇中学堂，受到辛亥革命思想影响，决心参加革命革新运动。1917年，又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并准备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姐夫潘弼臣担心其安危，写信赋诗劝他回乡，黄治峰复信并和诗：“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表现出报效国家，义无反顾的决心。[50]覃道平，原名覃善鸣，1894年生于都安县，1914年考入南宁法政学堂，开始接受孙中山的，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8 年初，从法政学堂毕业，回到吞柱村担任小学教师，常给群众讲解思想。[51]
五四运动前后，韦拔群阅读了《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并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1920年秋，他到广州参加了以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会”，1921年冬又回到家乡东兰，联络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十一位有志青年，成立了“改造东兰会”，广泛吸收农民参加活动。[54]正是在韦拔群等杰出精英的带领下，东兰县成为广西农动的先锋。1922年至1923年，韦拔群组织民众对本地土豪恶霸杜瑶甫、韦龙甫进行清算，其后又建立起农民武装——东兰县农民自卫团，自任总指挥，三打东兰县城，赶跑反动县长和地主韦龙甫。[55]不幸的是，半年后农民军在反动当局的下失败，韦拔群亦遭通缉，后与陈伯民前往广州农动讲习所(以下或简称“农讲所”)学习。
在韦拔群等人的带动下，右江农动逐渐展开。1924年8月，奉议县知事黄炽秋与团董周岱宗率警兵到甫圩乡勒索农民，黄治峰领导该乡农民将反动武装赶回县城，并发动附近各乡农民联名控告黄炽秋的胡作非为，揭开了奉议农动的序幕。1925年，黄治峰学习韦拔群的革命经验，开始于奉议农村秘密活动，在甫圩、仑圩、百育等乡组织起农民协会。[56]1923年秋，覃道平亦组织都安县贫苦农民和学生到乡村。土豪覃文贵向都安县政府密告“农民抗租闹事”，县政府以“清乡、维护治安”为名，压制农动，覃道平被迫离家到中和一带山区，继续秘密组织革命斗争。[57]
1925年至1927年，广州农动讲习所、东兰农动讲习所等学校为广西输送了大量人才，也使革命思潮得到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农运的发展。1925年，广州农动讲习所创办至第三届，开始有广西籍学员参加学习(前两届均招收广东籍学员)，韦拔群、陈伯民即此届学员，并且提前结业，被时任中央农民部部长的廖仲恺委任为农动特派员回到广西工作。第四届有广西籍学员两人。第五届有广西籍学员六人，其中黄启滔、李植华均回到右江地区，成为红七军和民主政府的骨干。第六届由担任所长，学员总数达三百二十余人，广西籍学员即有四十人，其中来自左右江地区的陆炳堂、陈鼓涛、韦日山、赵秉寿、易挽澜等，此后都成为左右江革命的领导骨干。1925年韦拔群回到东兰，他深知欲使革命蓬勃发展，必须广泛传播革命理论与思想，培养出一支由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骨干队伍。经过充分筹备后，第一届东兰农动讲习所于11月1日在武篆区北帝岩开办，韦拔群亲任主任，陈伯民任管理员。学员为来自右江各地的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计二百七十六名。[59]1926年1月，黄治峰从东兰农讲所结业回奉议，又与潘宪甫、罗有穆等积极筹备开办奉议县农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使奉议县的农动进入一个新阶段。[60]
近代广西圩镇迅速兴起，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社交、娱乐、传播信息的场所，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61]在东兰农讲所办学期间，韦拔群等即经常组织学员到附近圩镇进行革命宣传。农讲所附近有武篆圩、江平圩、凤凰圩、三石圩等圩镇，七天一圩。每逢圩期，农讲所学员就分成几个小分队，每人手持一面彩色小纸旗，赶赴圩上讲演。旗上写着“打倒土豪！打倒列强！”等标语，学员边喊口号，边唱革命歌曲。赶圩百姓见到演讲队伍，纷纷自动聚集到周围听其演讲。这些演讲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62]
1925年后，从广州农动讲习所、东兰农动讲习所等学校毕业的左右江精英重新投身革命，掀起了又一波革命浪潮。覃道平从东兰农讲所毕业后，即回乡领导农动，发展会员150多名，1926年3月成立丹桂乡农协会，并当选主席，带领农民公开向地主豪绅进行清算斗争。滕国栋，1902年生于恩隆县林逢乡，是林逢农运的重要骨干，1926年冬在恩隆县农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翌年春担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领导各地农军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63]陆浩仁，1907年生于东兰县太平区，1927年7月进人第三届东兰农讲所学习，9月随韦拔群前往凤山阻击敌人，表现出色，不久被指派到东兰、都安等地从事农运工作。[64]陈洪涛，原名素华，1904年生于东兰县武篆区，1925年12月被韦拔群、陈伯民选送至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于翌年春加入中国，1926年南宁地委派其与陈鼓涛、严敏等到东兰协助陈勉恕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加强对东凤农运斗争的领导。[65]
除各讲习所毕业的学员外，还有不少乡村精英推动了左右江革命的发展。黄松坚原名黄明春，凤山人，是推动凤山县革命发展的精英代表。1926年11月初，他奉命回凤山县任农运特派员。1927年2月1日，黄松坚在盘阳领导农军起义，并成立凤(山)(百)色农军总队，任总队长，8月中旬指挥农军攻打凤山县城，随后在韦拔群的领导下于东兰、凤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66]何建南是龙州白沙街人，鉴于他对龙州一带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1929年党组织派他回乡开展群众工作。何建南回到龙州后，一方面恢复工会工作，将各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人联合总会”；另一方面，深入农村，以下冻地区为据点，恢复农民协会组织，设立“左江农动指导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在何建南的带领之下，龙州农动比大革命时期更为高涨，农友们亲切地称他为“何主任”。[67]
不难发现，投身革命的左右江精英大多出身贫寒，陈洪涛、黄治峰、黄松坚、覃道平、滕国栋等均生于右江地区贫苦的壮人家庭。[68]高孤雁、何建南均是龙州贫苦家庭出身。[69]韦拔群虽生于富裕的壮人家庭，但他十分同情村里的贫苦儿童，常拿自家财物对其加以援助。[70]正因如此，他们自幼便对地主豪强的压迫和社会现状的残酷深有感触，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立志投身革命，积极前往广州、东兰等地的农讲所学习，并于学成后回到家乡，或身体力行，或传播经验，为改造家乡做出贡献，左右江革命正是在这些地方精英的引领下渐次展开。
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左江地区，在龙州设有领事、海关、银行、教堂等各类机构。龙州起义冲击了法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第一条即声称：“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除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不准基督教在华活动。”[71]因此，帝国主义势力不仅利用龙州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窝藏反动豪绅地主的武器、财宝，还在报刊上造谣、诬蔑，甚至发出照会，扬言要派武装卫队及机关炮车进驻龙州，企图配合新桂系军阀摧毁革命力量。[72]
面对无理照会，红八军于2月12日发布《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广西左江民众为彻底解除痛苦和压迫，必要实行自卫！并且要执行革命的外交”，“如法越南政府真派兵进中国广西左江，爆发战争责任应由法越南政府负责”。[73]2月19日，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军民万人大会，声讨法帝罪行，发出通电，会后举行反帝。左江革命委员会应广大群众要求，宣布没收豪绅地主藏于领事馆的武器、财产，驱逐法国领事嘉德夫妇等出境。同时，崇善县人民也揭露天主教堂的侵略罪行，把法国神父驱逐出境。[74]左江革命的反帝运动取得了成功，但是土匪、土司等地方势力却严重影响了左江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对土匪问题十分重视，对其积极实施团结、生态、精英与权力：左右江革命进程的边疆社会史考察收编和改造相结合的方针。[75]清末民国，左右江地区土匪蜂起。龙州起义前，左江地区依旧土匪遍地，且尚有几支能控制一县甚至几县的强大势力，包括龙州的黄飞虎，宁明、明江、思乐的钟显章、黄廷儒、李吉廷，养利的冯飞龙等。这些势力平时虽仅有数十到一二百人枪，但随时可以拉起几百甚至上千人枪的队伍，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76]如何处理土匪问题对于左江革命至关重要，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即称：“广西土匪，特别的多，若忽略了夺取土匪群众的工作，必然任土匪走到反动势力方面去，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为红军发展前途的障碍。”[77]针对其他地方武装，来信中同样指出：“反动武装(如商团民团的武装)仍然很强。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武装必定要加以注意不能忽视。”[78]可以说，土匪、民团等地方武装是一把双刃剑，若处理得当则能扩大革命的武装力量，若处理不当则将其推向敌方，成为革命的重要阻碍。
对左江地区的土匪势力与地方武装以收编为主。龙州起义的主力部队到达龙州后，陆续收编了龙州黄飞虎部和养利冯飞龙部，把他们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游击大队。委任黄飞虎、冯飞龙为司令。[79]起义前夕，又收编了宁明、明江、思乐两股大土匪黄廷儒部、钟显章部，将黄部改编为第三游击大队，钟部改编为第四游击大队。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左江革命形势具有很大的作用。[80]但土匪武装并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工作的前提下将其大量收编，亦存在严重隐患。中央的来信同样谈及了土匪收编的投机性问题，强调 在收编土匪队伍时需保持高度警惕，不可急于求成，“在开始收编的时候，万不可给以红军的名义”。[81]但来信尚未送至根据地，左江地区被收编的多股土匪先后叛变。，
龙州起义尚在酝酿之时，桂系师长梁朝玑即已网罗一批龙州籍反动军官，组织左江“剿共”指挥部，伺机革命。左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令其大为惊恐，他们不仅动用武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同时企图从内部对革命进行破坏。[84]黄飞虎曾是鱼肉乡民的恶霸，虽接受收编，但革命立场并不坚定，开始同梁朝玑暗中勾结，并与匪首周建鼎、陈敏良串通一气，密谋叛变。1930年2月中旬，红八军对黄飞虎及其势力进行围捕，击毙其同党陈敏福。但由于行动不慎，黄飞虎得以提前逃回下冻老巢，并纠集惯匪、地痞流氓二百多人，成立“讨”司令部，自任“司令”。随后，何建南到下冻发动宣传，试图说服被黄飞虎威胁利诱的民众继续革命，却为黄所杀害。红八军与龙州革命政府虽然对黄飞虎进行了剿捕，但因其在龙州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未能及时消灭。[85]
黄飞虎叛变后，靖西、镇边、天保等县的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推郑超为保安司令，红八军第一纵队为剿灭这股反动势力、巩固左右江联系向靖西进攻。战斗期间，亦纠集边境各县部队，由团长张之权、庞任宗指挥，企图从化垌袭击红八军后方。[86]就在红八军主力在靖西与地方势力缠斗时，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龙州空虚，1930年3月桂系军阀趁机发动进攻，命师长梁朝玑率领四个团的兵力，并联合地方反动势力，分两路直扑龙州。敌军行抵左县时，刚刚接受收编、此时正担负前线警卫任务的冯飞龙动摇，自行将部队撤走，敌人唾手而得驮卢。不久，崇善亦陷于敌手。[87]1930年4月，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担忧，中央了解左右江革命的情况后，再次给红七军前委去信，并针对土匪问题强调：“你们对土匪运动的策略，必须很正确的慎重的运用，如果冯飞龙的叛变是事实，那更是教训了，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土匪的领袖是我们的同盟者。”[88]此时左江革命根据地已经丢失。
同时，土司势力亦对左江革命造成了冲击。龙州起义后，红八军对于左江地区的部分土司进行了打击，但在此后遭其反扑。1930年2月15日，红八军连长杨平显带领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奔赴安平，抓捕罪大恶极的末代土官李德普。李德普早已闻风逃避，不知去向。红军在安平街展开宣传，鼓起民众斗志，贫苦农奴龙玉声主动为红军带路，将李德普揪出，当场处决。同年3月，红八军撤离左江地区，安平等地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土官李德普之子李少鹤，投靠桂系军阀成为营长，带领反动军队卷土重来。他将为红军带路的龙玉声捆至李德普墓前，开胸剖取心肝活祭，并逼迫村民当场分吃龙的心肝，接着踢死龙玉声年仅6岁的独子，又将其9岁的女儿带回逼作使女。其后又与太平土官之子李伯韬合谋，杀害了曾经攻打太平土州的红军负责人黄昆廷，再转赴富有革命传统的堪圩，残杀当年坚决反抗土官的志士。[89]本就陷入低潮的左江革命，在土司势力的反扑之下雪上加霜。
长期以来，左右江地区的土匪、民团等地方势力，掌握着基层社会的主导权。他们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所在意者仅是其既得利益。民国初年，田东县檀乐乡土官后代黄本忠，即因失去官位而对政府深感不满，便于1920年召集百姓攻打附近县城，其后果德县黄忠诚等人召集七百多人，会同黄本忠起事，活动于右江一带。[90]即便是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时，亦有部分地方武装无所作为，只顾自保。例如，凌云韦胜云被委任为“东凤剿匪司令”，1931年7月，时任县长韦耀祖请其“派兵协助民团剿共，弗听，复用公文呈请，不理。只死守城中，明目开赌，恣意偷淫，名为东凤剿匪军，实则与匪几相类，所差别者，只不敢公然发箧耳”。[91]新桂系内部同样非常混乱，“他们所悉力追求的，是个人眼前的利益，覆雨翻云，朝秦暮楚”。[92]总之，无论何种政党执政，但凡能使其既得利益得到保持，各类地方势力便不会发难，而一旦其利益受损，他们便会以武力相抗。地方精英领导的右江农动，以及红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建设，无疑严重触动了土司、豪绅等地方势力的固有利益，因此遭到其强力。
1926年2月，东兰乡绅陈儒珍曾与龚寿仪、黄守先、杜瑶甫、龙显云等军阀、豪强相勾结，带领民团武装在东兰县武篆区大肆烧杀，制造了轰动两广的“东兰惨案”。经过一系列武装和政治斗争之后，陈儒珍等土豪劣绅的罪行被揭露，广西省政府发出“俭电”，将其“一体通缉”。[95]1928年3 月，陈儒珍仰仗“清乡”有功，意欲翻案，自称此前“为共逆诬陷，冤上加冤，恳请取销通缉原案，以便效力”。在呈交省政府的电文中，陈儒珍首先对东兰案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义：
缘本县首韦拔群，自民十由川返村里，宣传，改其所居之东里村为共产村，勾结土匪，煽惑愚民，残害六区农友，驱四任县官。珍因团务在身，击退其四次攻城之战，旋受其两次焚屋之冤，经历任县官及各被害人电呈在案。谁料该逆党诡计百出，运动反动派陈协五、陈立亚等为之助力，加珍以土霸之恶名，蒙蔽政府，发出解决兰案之俭电，前任知事黄守先、团绅杜琨选、龙显云、韦志、韦钟璜与儒珍，均受通缉抄产处分。时陈前知事勉恕，设计诱擒杜琨选，交该逆惨杀。珍自随黄知事祖瑜退出隘峒之后，尚克复城厢，因子弹缺乏不能久守，被贼反攻，旋复退守隘峒、随石一带，派人前往河池境内购置弹药，与该逆决斗于莫广、香河、拉料等处。乡里虽被焚掠，匪徒不能久住，珍率同乡子弟，自筹饷械，自备弹药，维持桑梓，以保农民。该逆党残杀过甚，恶贯满盈，幸蒙层宪派兵剿洗，以除民害。[96]
其后，陈儒珍对自己的“清乡”之功予以再次强调，称自己奉命“剿匪”，“数月以来，未获安枕”，又称“原欲扑灭，挽救乡民，但名在册书，未能恢复自由”，表面上是在诉苦，实则在告诫当局，若不能为其“”,则绝不会继续出力“剿共”。在收到电文后，广西省政府指令：“陈儒珍平日办团既属公正，此次又复协剿得力，应准将通缉抄没原案取销。”[97]就此，陈儒珍竟凭借“剿匪”之功得以翻案。此案例也表明，民国时期各种地方势力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匪”“团”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究竟属于“匪”还是“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执政者的关系，若听命于政府即便其所作所为与土匪无异，仍然被冠以“团”的头衔。
部分地方势力则借“清乡”之机不断攫取利益。凤山县“清乡”后，其县长称“县属大帮股匪虽已逐渐驱除，但首要在逃未获”，“而县警力量单薄，地方团务又因款项无着，日就废弛”，“且教育未兴，民智未启，最易受人利用”，“拟请列宪核准，将前项查充逆党匪产田谷暂予拨归地方，作为办团、兴学固款”。可见凤山县长不想将“清乡”查获的田产上交政府重新分配，而欲以地方未靖、警力单薄、教育未兴等为由，将其收归己有。部分县长则是利用“清乡”之机扩充武备力量。例如，东兰县县长阳懋德认为“原有警兵二十名不敷应用”，向省政府提请“另添募四十名，并增设副队长一员，遇有匪警以便调遣”，并请求将原团务经费，“拨作增警经常费用”。思林县县长申钟瑶认为“县民团义勇队成立以来，甚为得力，现在匪氛未靖，拟展期三个月，俾资防剿”。[98]
百色起义前后，右江革命亦受到地方势力的影响。起义前夕，右江地区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的工作已渐次展开，部分豪绅即前往南宁，勾结反动武装广西警备三大队，请其至右江驻防以应对革命，幸得提前获得消息，及早布置，将反动军队击败。[99]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取得胜利，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百色虽偏属桂西，却相当繁华，是左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是云、贵、川前往桂、粤、港的交通重镇和货物集散地，交易的税收更是广西统治者的重要财源。因此，百色成为“红都”后，地方势力都将右江革命根据地视为心腹之患，千方百计要将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根据地创建之初，百色城两次遭到豪匪的进攻。1929年12月17日清晨，在百色城内反动豪绅的策应下，盘踞右江西林、西隆、靖西、凌云等县的韦武等豪匪2000余人枪，从百色城北面、西面发动突然进攻，红军和工人赤卫队英勇奋战，逐步扭转战局，经过4小时巷战，将城内股匪全部击溃。1930年1月24日，韦武等部股匪1000多人枪再次偷袭百色城，驻百色的红七军第二纵队、县工人赤卫队等部队已有准备，与敌激战两个小时，再次将其击退。[100]保卫百色的战斗取胜后，红七军前委、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红七军和各县工农赤卫军，进行了一系列稳固、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并领导军民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101]
1930年11月，右江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红七军奉命北上，红军武装力量严重削弱，而桂系军阀则从中原大战中退回，并击败入侵广西的滇军，重新稳定在广西的统治，又借追击溃逃滇军之机，进犯右江革命根据地，于1931年初相继控制了右江沿岸各县，保持完整的根据地只剩东兰、凤山和恩隆七里山区。[102]为动员民团武装，桂系军阀于1930年底出台奖惩条例：对办团得力地方安靖者、剿办“匪类”保全地方者、缉获巨盗肃清“土匪”奋不顾身者，予以嘉奖；而对不能依期成立民团常备队者、征集团丁枪弹不足定数者、应征之枪弹故意延宕不缴纳者、所筹团款有侵蚀或延不缴纳者、贻误机要违抗命令及纵容匪类剿办不力者，则予以惩处。[103]地方民团武装与地主豪绅势力亦顺应时势，趁机反攻倒算，重新掌握地方权力。例如：向都代理县长黄怀松率领民团卷土重来，占领县城；凌云县土豪韩广来乘机勾引黔军向凌云革命根据地进攻，占领了平乐根据地；恩隆县土豪黄贵朝因攻打滇军有功、屠杀革命群众凶狠，被白崇禧委任为伪恩隆县县长。[104]
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桂系军阀先后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围剿”，民团等地方势力正是其依靠的重要对象。1931年，广西民团总指挥部即颁发布告，强调“匪共四起，焚杀争战，靡有宁日”，“究厥原因，皆由民众无相当武力，市村无严密组织所致”，“政府有见及此”，特“编练民团，造成民众武力，以维境内治安，树立民治基础”，以期“消弭战祸，灭绝匪共，维护民生”。[105]在1931年3月的第一次“围剿”中，白崇禧除派出正规武装外，同时派出东、凤等县民团武装，并收编靖西土匪4个连，共约万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东、凤两县进攻。[106]1931年11月中旬，桂系军阀又发动第二次“围剿”，出动兵力除正规军外，亦有东兰、凤山、南丹、河池、凌云等县的民团武装。[107]除参与“围剿”，地方武装还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布防，对红军进行封锁，对右江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一定影响。1932年1月1日《南宁民国日报》称：“本年（1931）三月以前，韦逆拔群残部未经大军剿办，逆党屡欲冲出红河犯我柳庆……南丹、河池、思恩各县民团于吾隘、九圩、那池等处布防，尽力抵御，虽枪少弹缺，然士气不馁，率令该逆不敢越雷池一步。”[108]
1932年8月下旬，桂系军阀再次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统领大军对东凤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次动用了该军特务营，七十团两个营，七十二团全部，四十三师一个营，百民团，“东、凤剿匪军”(以东、凤民团为主)，叛徒韦超群、韦瑞群指挥的“红河游击队”，加上河池、都安、南丹等县民团武装，共5000多人。当时东凤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只有1000多人，却面临五倍之敌。[109]1932年10月，红军寡不敌众，右江革命根据地丢失，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右江革命转入低潮。
晚清民初的左右江社会是一个长期失序、充满暴力的社会，会党、游勇、土匪、军阀等地方武装纷争不断，吸食、赌博、盗窃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人们对于战争和动乱早已习以为常，民间社会呈现“武化”的状态。[110]土司、豪绅、军阀等地方势力相互勾结，对下层民众剥削严重，下层民众之间同样存在族类界限、土客界限等社会矛盾。黄伟英、黄志繁指出，晚清时期赣南地区社会风气败坏、盗赌之风甚炽，秘密社会猖獗，一些地方宗族甚至举族为匪，地方社会呈现“边缘化”特征，成为孕育革命的最好温床。[111]清末民初左右江地区社会之动荡、矛盾之激烈并不亚于赣南地区，为革命爆发提供了基础。
何友良对江西农村革命的早期领导群体做了深入分析，指出其领导群体大多出身地主富农家庭。[112]左右江早期农运的主导者则大多出身贫困的壮人家庭，他们对下层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思潮，以及五四新文化的传入，将他们推向了革命的道路，而广州农讲所、东兰农讲所等学校的开办使其有机会深入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成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杰出精英，并在学成之后回到家乡，引领左右江农动，为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成功，以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地方精英的作用而言，左右江革命与赣东北革命具有相似之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弋横地区聚集了方志敏、邵氏平、黄道等革命精英，左右江地区则出现了韦拔群、陈伯民、黄松坚等革命精英，他们地方威望极高，对于整合社会资源、打开革命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13]就组织发展模式而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也与“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有相似之处，即经过长期公开或秘密的组织酝酿过程后，才举行革命暴动，并逐步建立红色割据政权。[114]
民国时期，左右江地区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势力，如列强、土司、土匪、豪绅、民团等，他们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只关注自身既得利益，因此当左右江革命对其固有权势发起冲击时，他们便互相勾结企图扼杀革命。同时，各种地方势力的身份亦非固定不变，“匪”“团”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究竟属于“匪”还是“团”，主要取决于其与执政者的关系，若能为政府所用，即便其所作所为与土匪无异，仍会被赋予“团”的头衔。王才友对赣西革命的研究表明，地方势力的配合对于“剿共”军事的转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15]类似的现象在左右江革命中同样存在，具体而言左江与右江的情形又各有不同。
相对而言，左江地区的群众基础较之右江地区更弱，但所需面对的地方势力却更为强大。左江革命根据地刚一成立即遭到法帝国主义的威胁，动员龙州工农与其公开抗争，取得了暂时胜利，然而土匪问题却随之而来。已经充分意识到土匪武装是左江革命应重视的地方武装力量，如不加以争取则会将其推向反动军阀，因此将几股势力庞大的土匪武装加以收编。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具体的经办人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土匪首领的反复多变，在收编之后未继续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改造，使其坚定立场，真正投入革命。在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以及反动势力的利诱之下，原本收编的土匪武装相继反水，最初被红军打压的土司势力亦依靠军阀支持卷土重来，左江革命根据地很快丢失。
右江地区同样受到地方势力的严重影响。右江早期农运的展开即侵犯了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新桂系在广西进行“清党”“清乡”，地方豪绅积极响应，并借此攫取自身利益。百色起义前后，地方势力同样互相勾结，向苏维埃政权发动攻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但被红军多次击退。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大为削弱，新桂系则从中原大战中败退，并重新掌控广西的局势。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土匪、民团等地方势力积极配合新桂系对以东兰、凤山为中心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并于根据地周边区域布防，对红军实行严密封锁。右江革命陷入低潮。
黄道炫对中央苏区的研究表明，革命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个体，具有为其他政治运动所远远不及的能量，但在其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116]左右江革命亦是如此。地方社会长期失序、下层民众生计艰难、族群关系错综复杂，成为左右江革命的发生动力，革命思潮的传入与乡村精英的引领则使左右江革命逐渐展开，并在的领导下走向高潮。然而，强大的地方势力为维护其固有权势，积极配合桂系军阀对红色政权进行“围剿”，对革命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成为左右江革命的重要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