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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1945年3月，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印发七中全会的与会人员，征求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页）。31日，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对政治报告草案作了说明。他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势。他强调：政治报告我已修改了八次，如果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修改后可以印发（《年谱（1893—1949）》中卷，第588页）。随后，报告印发给与会代表研读和讨论。有回忆称：“毛主席为大会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实际上在会前早就发给代表进行讨论了。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意见，毛主席也加以考虑和吸收，体现了真正的民主。”（伍洪祥：《整风学习与七大》，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七大代表忆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7页）在七大上，“毛主席在作报告时，没有按稿子念。事先，每人已发了一份《论联合政府》的讨论稿。毛主席说，详细的内容，就不讲了。你们去看，你大修改也可以，小修改也可以，你认为不行，推倒重来也可以”（张兰明：《护送七大代表安全“过境”和参加七大》，《七大代表忆七大》，第381页）。代表们认真讨论大会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9次之多”，“有时尽管只是一句话、几个字的修改意见，大会也都印发给大家深入再讨论”。有代表指出，《论联合政府》中一处表述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另一处表述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强盛的新中国”，建议用词统一，把“强盛”改成“富强”。当即同意说：提得好，马上改过来（王恩惠：《一次受教益，终生难忘怀》，《七大代表忆七大》，第125页）。

　　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用六个版面全文刊出《论联合政府》。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读的〈论联合政府〉》。社论指出，这个五万余言的文献，总起来是一句话：“走团结与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总起来是一个任务：“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社论强调，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建设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国家，必须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

　　与此同步，新华社播发了的政治报告。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一切党的政策，经《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版，第54页）。七大召开期间，远在华南的韩江纵队和东江纵队都通过新华社陆续抄收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重要文献。七大结束后不久，6月26日，中央通知要求：“一切七大文件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中央关于发表七大文件的通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26页）《论联合政府》等党的七大重要文件的发布清晰展现了中国这一时期的信息发布流程，而主动、全面、及时、准确地向全社会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彰显了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的把握，以及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

　　革命的理论，只有被党员干部和群众掌握，才能真正转变成改造现实的力量。在七大闭幕词中指出：“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2页）七大闭幕后，全体代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传达、宣传和贯彻七大路线。七大代表、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安子文，用两天向干部学员传达了七大精神（陈野苹、韩劲草：《安子文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七大代表白向银回忆：“陕甘宁边区的代表按中央的部署，立刻返回各自的单位。我连夜赶回华池县，及时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组织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

　　根据中央的安排，各地党组织认线日，晋绥分局举行干部大会，传达《论联合政府》，张稼夫号召晋绥各界干部认真钻研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学习他坚定的中国人民立场及一切从中国人民实际要求出发的精神。25日，太行区党委发出学习《论联合政府》的指示。1945年6月13日，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按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其他党内文件的次序研究七大文件。7月1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召开会议，罗荣桓强调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

　　晋察冀分局规定，1945年7月1日至7日为拥护七大宣传活动周，号召全体党员发动各种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论联合政府》和七大的伟大意义。7月10日，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指示，“七大”文件的学习运动，首先学习《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以《论联合政府》为中心，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太行区党委作出相同的规定：1945年纪念七一、七七的主要内容，最具体而恰时的内容，仍是加紧在干部及群众中进一步进行关于《论联合政府》的学习与宣传。

　　山东分局要求县委与营以上干部在当年年底前专门学习《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两个报告；区党委与地委一级应提前研究，先在直属单位组织学习，并把文件的中心内容与基本精神向干部传达报告。与此同时，各地在更大范围对《论联合政府》进行了宣传。苏北机关和部队自7月1日起开始有组织地学习《论联合政府》。淮海、盐阜两地委规定区以上在职干部以3个月为学习时间，要求结合实际，着重研究政策和观察、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1945年5月16至18日，《晋察冀日报》利用刊有《论联合政府》的《解放日报》单面报样，刊出《论联合政府》全文；5月19至20日刊发了《论解放区战场》。随后，晋察冀新华书店印刷《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各5000册。由于需求量巨大，7月22日《晋察冀日报》刊登启事，准备各加印两万册。太行新华书店出版的《论联合政府》单行本，购者异常踊跃，印量达2.2万册。在山东，《论联合政府》由新华书店出版后，受到关心国事的各界人士欢迎，3万册不到半月争购一空。1946年初，大连大众书店赶印《论联合政府》1万份，10天便销售一空。

　　1945年5月8日，七大尚在进行中，周恩来即致电华岗：毛主席政治报告已由美机带全稿至渝，望向渝办索取在昆翻印（《周恩来致少峰电——关于七大报告及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等事宜》，《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724页）。随后，新华日报馆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各印十万份，向社会各界发放传播。在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销处也发行了《论联合政府》。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知书店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作为重点图书在国统区发行（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第422页）。在香港，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中国革命与中国》，除在香港、九龙、澳门发行外，还分销至广东各省市，以及印度、日本、旧金山、巴黎等地（梁洪浩：《〈华商报〉史略》，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香港与中国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146页）。

　　各根据地利用各种渠道向沦陷区群众传播《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1945年7月25日，中央晋察冀分局作出指示：“各区党委、地委的印刷机关，应大量印刷对城市的宣传品，首先是保证《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向城市大量输入。”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装了发往城市的64开两个文献的合订本，封面伪装为《婴儿保育法》”，经城工部发往沦陷区城市（曹国辉：《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选集〉及“七大”文献出版情况》，《中国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第65页）。有研究表明，晋冀鲁豫边区裕民印刷厂，也印装了《论联合政府》的伪装书。此外，还有其他根据地之外的机构以伪装书的形式秘密传播《论联合政府》，如大众周刊社出版的《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等，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也很重视自身政治理念的国际传播。1944年9月，延安新华社成立英文广播部，英国友人林迈可担任顾问。七大召开期间，林迈可等人将《论联合政府》翻译成英文，这是该书最早的英译本。1945年8月，延安出版了英文版《论联合政府》（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1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9月，中央南方局外事组重新对《论联合政府》进行翻译；12月，南方局综合前述两个版本，形成新的版本（顿文聪：《原南京市城市建设局藏〈论联合政府〉英译本考述》，《江苏地方志》2023年第6期）。中央南方局还通过各种途径，将英文版的《论联合政府》散发给国际友人，再传播到国外。例如，《新闻纪事报》驻中国、印度、缅甸战地和特约通讯记者斯图亚特·葛尔德，将英文版《论联合政府》带回英国，收入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比对，该版《论联合政府》与南方局外事组翻译的版本完全一致。

　　《论联合政府》宣示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在不同阶层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旗帜。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参议员访问延安，黄炎培表示，《论联合政府》所提的纲领，表示要实干，而不是说空话，是进步的，踏实的。左舜生表示，在走向民主团结的大道上，虽然还会碰到曲折迂回，但我们的目标很准，同心同德一齐向前，我们相信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褚辅成等六先生》，《解放日报》1945年7月3日）。

　　闻一多读完《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后，激动地表示：“这是新中国的希望！这是最美丽的诗！真叫人幸福，叫人自豪……读着这样的诗，浑身都是力量。”（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页）1945年夏，在伦敦学习的钱三强读到剪报《论联合政府》，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及中国对联合政府的温和与合理的政策，当时我感觉这样一个合理主张，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接受。”（陈丹、葛能全：《钱三强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论联合政府》也广泛影响了普通民众的个人生活，不少人从个人角度表达了对《论联合政府》的感受。陇东兴办纺织厂的刘惠庭说：“读后深感的主张是照顾各阶层利益的。”晋城经营多年矿业的李湘让说：“十多年的经验说明，没有像毛主席这样的工业政策，晋城的煤铁业是永远不会发展的。”士绅曹水宜读后认为，各种政策都切合时宜，照顾各阶层利益（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页）。

　　解放战争前夕，《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成为他们了解、了解新中国的必读书目。为满足师生了解中国和党的政策的需要，上海交大党总支通过新青联成立秘密宣传小组，用不同笔迹刻印《中国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装订成小册子，伪装封面，公开出售。1948年以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成为留日学生的热读书目，他们由此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中国身上（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二十年（1946—1966）》，第116页）。